皮日休《七爱诗·白太傅》以“爱”为情感内核，通过多重艺术手法塑造白居易的立体形象。首联“吾爱白太傅，逸韵高难攀”以直抒胸臆的呼告开篇，奠定崇敬基调，其中“逸韵”一词既指白居易诗风的清雅超脱，又暗含对其人格境界的仰慕。颔联“诗成三百卷，酒醉八十年”运用夸张与对仗，以“三百卷”极言创作之丰，“八十年”虚写其生命与诗酒交融的永恒性，数字的虚实相生形成时空张力。颈联“谏纸千张尽，吟髭几茎寒”则通过细节白描，以“谏纸”与“吟髭”的意象并置，将政治谏言与文学创作的双重身份凝练为具象画面，末字“寒”字既指鬓发斑白，更暗喻其直言敢谏的孤寒处境。
尾联“何当继遗响，一洗筝琶耳”以设问收束，化用《琵琶行》典故，将白居易的诗歌比作清越的雅乐，而“筝琶”则暗喻晚唐浮靡文风。诗人以“继遗响”自明心志，既是对白居易诗教精神的追慕，亦是对自身文学使命的宣告。全诗在结构上形成“崇敬-追忆-自励”的情感递进，语言凝练而意象丰赡，尤以“酒醉八十年”的时空错位手法，将个体生命升华为文化符号，展现皮日休对白居易“诗酒风流”与“士人风骨”的双重认同。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交织，士大夫阶层普遍陷入政治幻灭感。皮日休出身寒微，虽于咸通年间进士及第，却目睹朝政腐败与民生凋敝，其《鹿门隐书》中“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的批判，正与白居易《卖炭翁》的讽喻精神一脉相承。此诗创作于皮日休任著作郎期间，时值黄巢起义前夕，社会矛盾激化，诗人借追怀白居易，实为对晚唐文坛“嘲风雪、弄花草”的绮靡之风进行反拨，试图重振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传统。
白居易作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在晚唐已渐成绝响。皮日休以“七爱诗”系列（分咏房玄龄、李靖、李白等七位先贤）构建精神谱系，其中将白居易与李白并列，既是对其文学地位的重新标定，亦暗含对晚唐士人“独善其身”风气的批判。诗中“谏纸千张尽”的细节，实则映射皮日休自身屡次上书言事却遭冷遇的境遇，形成跨越时空的士人共鸣。
诗中虽未明写具体地理坐标，但白居易一生行迹与创作空间构成隐性背景。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履道里，营建“池上篇”园林，其《醉吟先生传》自述“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皮日休以“酒醉八十年”暗合白居易“醉吟”之号，实则将洛阳履道里、庐山香炉峰、杭州西湖等白居易重要生活空间凝练为文化符号。尤其“一洗筝琶耳”化用《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场景，既指向白居易贬谪江州（今九江）的转折性经历，又借“浔阳”地理意象隐喻晚唐文坛的“筝琶”乱耳之态，形成历史地理与文学批评的双重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