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以瑰丽笔触再现唐代乐舞巅峰之作，其艺术手法堪称“诗乐交融”的典范。开篇“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以回忆视角切入，通过“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的对比烘托，将霓裳羽衣曲的绝世风华推向极致。诗人善用通感修辞，如“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以“回雪”“游龙”的动态意象描摹舞姿，更以“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赋予舞蹈以生命情态，将视觉的流动感与听觉的韵律感交织成时空交响。
情感表达上，诗人以“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的直抒胸臆，与“曲终却立凝情久，想见霓裳羽衣舞”的余韵悠长形成张力。中段“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暗引《长恨歌》典故，将个人审美体验升华为对盛唐气象的追忆。结尾“若求国色始翻传，但恐人间废此舞”的忧思，更以乐舞存亡隐喻文化传承之痛，使全诗超越单纯的艺术鉴赏，成为一曲文明挽歌。
结构上，全诗采用“总-分-总”的叙事框架：先以“千歌百舞”作铺垫，再以“飘然转旋”等十二句精描舞姿，最后以“君不见”转折深化主题。这种层层递进的铺陈手法，既符合唐代大曲“散序-中序-破”的乐章结构，又暗合白居易“为事而作”的诗歌理念，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此诗作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时值白居易五十八岁，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此时唐王朝已历“甘露之变”前夜，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加剧，昔日开元盛世已成追忆。白居易晚年思想渐趋佛老，但《霓裳羽衣歌》却迸发出罕见的激情，实因霓裳曲承载着双重文化记忆：既是唐玄宗“月宫闻仙乐”的浪漫传说，又是杨贵妃“舞破中原始下来”的亡国隐喻。
诗人创作此诗时，正值元稹、刘禹锡等挚友相继离世，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述“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霓裳曲的失传恰似大唐国运的缩影，故诗中“君不见”三字如金石掷地，既是对当权者沉溺声色的警示，亦是对文化断层现象的痛心疾首。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已写过“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此诗再次强调“惊破”意象，实为对历史循环的深刻洞察。
诗中“昭阳”指唐代长安大明宫昭阳殿，为玄宗朝内宴场所。白居易曾于元和二年（807年）任翰林学士，得以亲睹宫廷乐舞。而“梨园弟子”的典故则指向长安禁苑梨园，玄宗曾在此设立“梨园法部”，亲授《霓裳羽衣曲》。诗中“洛城”指东都洛阳，白居易晚年居洛阳履道里，其宅园“池东有粟廪，池北有书库”的布局，恰与诗中“虚白堂前曲”形成空间呼应。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将“昭阳”与“洛城”并置，实为以地理坐标串联起盛唐与中唐的文化断层，使长安的宫廷记忆与洛阳的文人雅集形成时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