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引》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为情感内核，构建了音乐与命运的双重交响。开篇“浔阳江头夜送客”以江月、枫叶、荻花渲染出萧瑟氛围，为琵琶女的出场埋下伏笔。诗人运用通感手法，将琵琶声化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视觉意象，又以“银瓶乍破水浆迸”的听觉冲击，展现音乐从幽咽到激越的跌宕。这种以声摹声、以形写声的技法，使抽象的音乐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艺术画面。
在人物塑造上，诗人通过“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细节，刻画琵琶女矜持而哀婉的神态。随后以“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的今昔对比，揭示其从京城名伎到商人妇的沦落轨迹。这种“以乐写哀”的手法，使琵琶女的命运与诗人“谪居卧病浔阳城”的遭遇形成镜像，最终升华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集体悲怆。
全诗结构如琵琶曲般层层递进：从“忽闻水上琵琶声”的偶然邂逅，到“寻声暗问弹者谁”的主动探寻，再到“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情感共鸣，最后以“满座重闻皆掩泣”的集体宣泄收束。这种“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恰似琵琶曲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在看似散漫的铺陈中暗藏严谨的章法。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因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触怒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政治打击使其从“兼济天下”的朝臣沦为“独善其身”的谪官。江州（今江西九江）地处长江中游，远离政治中心，诗人在此“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精神上的孤寂与物质上的困顿交织，为《琵琶引》的创作提供了情感土壤。
诗中“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的自述，实为诗人对自身境遇的隐喻。唐代贬谪制度下，江州司马虽为五品闲职，却无实权，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言“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种文人的宿命感与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无奈形成共振。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批判，暗含对中唐商业社会冲击传统价值观的隐忧，而“浔阳江头夜送客”的场景，则折射出唐代文人送别文化的典型范式。
浔阳江头（今江西九江长江段）是《琵琶引》的核心地理坐标。据《元和郡县志》载，浔阳“因浔水得名”，唐代属江南西道江州，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渡口。诗中“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江头”，实指浔阳城西的湓浦口，此处江面开阔、芦荻丛生，自古为文人送别之地。白居易在《题浔阳楼》中曾描绘此地“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可见其对浔阳地理的熟悉。
琵琶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的虾蟆陵，实为唐代长安城东南的“下马陵”（今西安和平门附近），因音讹传为“虾蟆陵”。这一地理错位暗含深意：长安是白居易政治理想的起点，而浔阳是其贬谪的终点，琵琶女从长安沦落至浔阳的轨迹，恰是诗人“帝京”与“江州”双重空间的隐喻。诗中“浔阳城”与“长安城”的空间对照，通过“曲终收拨当心画”的琵琶声，完成了地理与心理的双重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