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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二首 一

〔唐代〕李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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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

翻译 + 注释

译:春天种下一粒粟米,秋天收获万颗籽实。
谷子,去皮后为小米
译:普天之下没有荒废的田地,可是农夫仍然被饿死。
四海 天下闲田 荒废不种的田 仍然

深度鉴赏

  李绅《古风二首 其一》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开篇,运用对比与夸张手法,勾勒出农耕的丰收景象。诗人以“一粒”与“万颗”的悬殊对比,既展现自然规律的慷慨馈赠,又暗含对劳动成果的惊叹。然而,后两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陡然转折,以“无闲田”的普遍丰收反衬“饿死”的极端悲剧,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这种“乐景写哀”的手法,使批判力度倍增,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劳动者“劳而不获”的残酷现实。

  诗中“粟”与“子”的意象选择颇具深意。“粟”作为古代主要粮食,象征生存之本;“子”则暗喻生命延续。诗人通过“种”与“收”的因果链条,构建起劳动与收获的必然联系,却以“饿死”打破这一逻辑,形成荒诞的悖论。这种悖论直指制度性剥削:土地虽广,但农民仅作为生产工具存在,其劳动成果被层层盘剥。末句“犹”字尤为精妙,既表递进(丰收仍不免饿死),又含无奈(历史循环的悲剧),使批判超越个案,升华为对时代命运的哀叹。

  全诗语言质朴如农谚,却暗藏锋锐。四句二十字,前两句铺陈,后两句逆转,形成“起承转合”的经典结构。诗人刻意回避直接控诉,仅以客观陈述呈现矛盾,却比激烈抨击更具震撼力。这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笔法,正是盛唐以后新乐府运动的典型特征——以平民视角书写社会疮痍,在平淡中见惊雷。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正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的时期。均田制瓦解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在苛捐杂税与高利贷双重压迫下,即使“四海无闲田”仍难逃饿死命运。李绅时任国子监助教,目睹京畿地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遂以《古风二首》直刺时弊。诗中“农夫犹饿死”并非夸张——据《旧唐书》载,贞元年间关中地区曾出现“人相食”的惨剧,而权贵却囤积粮食牟利。

  李绅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李敬玄曾任宰相,但家道中落后他早年“躬耕南亩”,亲历农耕艰辛。这种双重身份使其诗兼具士大夫的批判意识与农民的切身痛感。值得注意的是,李绅后来官至宰相,却因生活奢靡遭人诟病,但这首早期作品仍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诗中“四海无闲田”的宏观视角,既反映唐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曲辕犁推广),也暗含对“盛世”表象的质疑——贞元年间虽称“中兴”,实则土地矛盾已如火山待发。

故事地点

  诗中场景虽未明指具体地点,但“四海无闲田”的意象可追溯至唐代关中和江南两大粮产区。关中平原自秦汉即为“天府之国”,郑国渠、白渠等水利工程使“沃野千里”;而江南地区自安史之乱后成为经济重心,太湖流域的圩田技术使“水无涓滴不为用”。李绅早年寓居无锡(今江苏无锡),对江南农耕尤为熟悉,诗中“春种秋收”的农事节律,正符合太湖流域稻作文化“清明播种、霜降收割”的传统。此外,“粟”作为北方旱作代表,暗示诗人可能融合了南北农业景观——这种地理元素的杂糅,恰是唐代大一统格局下农业文明交融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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