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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梅直讲书

〔宋代〕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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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注释

译: 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枭》篇,读《尚书》读到《君奭》篇,常常暗自悲叹周公未能遇到知音。等到阅读《史记》,看到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遇困厄,而弹琴唱歌的声音从未断绝,颜渊、仲由这些弟子互相问答。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在那旷野上奔波”,我的主张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般境地?’颜渊说:‘老师的主张极其宏大,所以天下不能容纳。虽然如此,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可忧虑?不被容纳才显出您是君子。’孔子轻松地笑着说:‘回啊,假使你拥有很多财富,我就替你当管家。’天下虽然不能容纳孔子,但他的弟子们却如此自足快乐。这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反而不如孔子的贫贱。以召公的贤能,管叔、蔡叔的亲近,尚且不能了解周公的心志,那么周公又能与谁共享富贵之乐呢?而孔子与之共处贫贱的,都是天下的贤才,这也足够快乐了!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欧阳公,他的为人如同古代的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梅公与他交游,和他一起议论高低。后来渐渐长大,才能读他们的文章,想象他们的为人,猜想他们超脱世俗的快乐,而自得其乐。当时我正在学习对偶声律的文章,谋求微薄的俸禄,自认为没有资格进见诸位公卿。来到京城一年多,未曾登门拜访。今年春天,天下的士人齐聚礼部,您和欧阳公亲自主持考试。我实在没有料到,竟然获得第二名。后来听说,您喜爱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我能不写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因此我得以在此。没有左右的人为我事先介绍,没有亲戚故旧为我请托,而过去十多年间只闻其名不得相见的人,一朝之间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人不可以苟且于富贵,也不可以白白地贫贱。有大贤人在世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依靠了。如果侥幸一时得意,带着数十人的车马随从,让街巷小民聚观赞叹,又怎能换取这种快乐呢?《论语》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又说:‘从容自得,可以度完岁月。’您名满天下,而官位不过五品。您的面色温和而没有怒气,您的文章宽厚敦朴而没有怨言,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地方。我希望听听您的见解。
鸱枭 《诗经豳风》篇名,喻小人君奭 《尚书》篇名,周公对召公之诰匪兕匪虎 《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句油然 自然、轻松貌 管家召公 姬奭,周初贤臣管、蔡 管叔、蔡叔,周公兄弟斗升之禄 微薄俸禄先容 事先介绍请属 请托侥一时之幸 侥幸一时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宪问》句优哉游哉可以卒岁 《诗经小雅采菽》句

深度鉴赏

  《上梅直讲书》是苏轼青年时期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书信,其核心思想在于以“知己”之论,阐发士人精神与文学理想的共鸣。苏轼开篇即引《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与《易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个人际遇升华为天地间“气类相感”的哲学命题。他并非单纯感恩梅尧臣的赏识,而是借“知己”二字,揭示出士人超越功利、以道义相契的深层价值——这种“相知”不是世俗的攀附,而是灵魂对灵魂的呼应,是“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的文化传承。文中“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一段,更将个人成长史与文坛领袖的提携交织,暗含对宋代“以文治国”风气的礼赞:真正的文学,需要前辈的慧眼与后辈的赤诚共同点燃。

  微言大义处,尤在苏轼对“幸”与“不幸”的辩证。他坦言自己“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却转而庆幸“今乃得从贤士大夫游”。这种对比,实则是以周公的“不遇”反衬自身的“遇”——周公虽圣,却遭流言;苏轼虽微,却逢欧阳修、梅尧臣这样的“真知我者”。他并非自矜才华,而是强调“士遇知己”的偶然性与神圣性:当文脉断裂时,纵有管仲之才亦难展抱负;当文运昌明时,一介书生亦可“执鞭而欣慕”。这种对“时”与“命”的思考,超越了个人感恩,直指文化生态对个体命运的塑造。

  更值得玩味的是,苏轼在信中刻意淡化科举功名,而突出“道”的传承。他写道:“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表面是折中,实则暗含对“道”的坚守:富贵若违道,则不可苟取;贫贱若失道,则不可徒守。梅尧臣作为“直讲”,本为教授经义之官,苏轼以“道”相期,正是将科举制度下的师生关系,升华为韩愈《师说》中“传道授业解惑”的圣贤之谊。这种“以道相交”的书写,既是对梅尧臣的极高礼赞,也是苏轼早期“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宣言。

创作背景

  此信写于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时年二十二岁,与弟苏辙同榜进士及第。当时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惊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而梅尧臣作为参详官,亦极力推举。然而,这场考试背后暗藏风波:欧阳修因疑此文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仅置第二;放榜后,落第士子更聚众闹事,甚至攻击欧阳修“不公”。苏轼正是在这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语境下,写下这封书信。

  更深层的历史语境,是北宋庆历新政后的文坛变革。欧阳修、梅尧臣等人正以“古文运动”扫荡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强调“文以载道”。苏轼作为后起之秀,其文章“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正是这场运动的结晶。他在信中以“周公不遇”自况,实则暗讽那些攻击欧阳修的“群小”——正如周公遭管蔡流言,欧阳修亦因改革文风而受谤。苏轼选择此时致信梅尧臣,既是感恩,更是表态:他愿与欧阳修、梅尧臣等“贤士大夫”共担文运,哪怕“执鞭”亦在所不惜。

  此外,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也为这封信提供了特殊土壤。科举制度使寒门子弟得以凭文章晋身,而欧阳修、梅尧臣等“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往往超越功利,形成以道义为纽带的“文人共同体”。苏轼在信中不称“恩师”而称“知己”,正是对这种新型关系的精准把握——他追求的并非个人仕途,而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孟子式理想。

核心语录

  1。 **“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

  **现代启示**: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句话提醒我们:追求财富与地位需有底线,安于贫困亦需有精神坚守。真正的价值在于“道”的践行,而非外在境遇的顺逆。

  2。 **“士遇知己,则当以死报之。”**

  **现代启示**:这里的“死报”并非愚忠,而是对知遇之恩的极致回应。在职场或人际中,当有人真正理解并支持你的理想时,应倾尽全力不负信任,这种“知己文化”仍是稀缺的温暖。

  3。 **“执鞭而欣慕焉,况亲炙之乎?”**

  **现代启示**:苏轼以“执鞭”(驾车)自喻,表达对贤者的仰慕。这启示我们:真正的成长始于对卓越者的谦卑追随,而非急于标新立异。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保持“执鞭”的学徒心态,反而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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