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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蛇者说

〔隋唐〕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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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

翻译 + 注释

译: 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皮肤上有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如果咬了人,没有能够抵挡的。但是捉到它后,把它晾干做成药饵,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弯曲、颈部肿痛、恶疮,去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体内的寄生虫。起初,太医用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捉它的人,用蛇抵充他的赋税。永州的人都争着去做这件事。
x,晾干 治愈大风 麻风病挛踠 手脚弯曲瘘疠 颈部肿痛、恶疮三虫 体内寄生虫太医 宫廷医生 征收 抵充奔走 争着去做
译: 有个姓蒋的人家,独享这种好处已经三代了。我问他,他却说:“我的祖父死在这件事上,我的父亲死在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做这件事十二年,差点死掉好几次了。”他说这话时,表情好像很悲伤。我同情他,并且说:“你怨恨这差事吗?我将告诉主管官员,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怎么样?”蒋氏大为悲伤,眼泪汪汪地说:“您是哀怜我,想让我活下去吗?那么我这差事的不幸,还不如恢复我赋税的不幸厉害呢。假使我不做这差事,那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住在这个乡,累计到现在六十年了。而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把他们土地上的出产全部拿出,把他们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哭喊着辗转迁移,又饥又渴倒在地上。顶着风雨,冒着寒暑,呼吸着毒气,常常死去的人一个压着一个。从前和我祖父住在一起的,现在十家剩不下一家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现在十家剩不下两三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现在十家剩不下四五家了。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因为捕蛇独自存活。凶悍的官吏来到我们乡,到处叫嚣骚扰,到处冲撞破坏;喧闹惊骇的样子,即使是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地起来,看看那瓦罐,我的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小心地喂养它,到时候献上去。回家后甜美地吃着土地上出产的东西,来度过我的余年。大概一年中冒死的情况只有两次,其余时间就安乐地享受,哪里像我的乡邻们天天都有这种危险呢!现在即使死在这件事上,比起我的乡邻们的死已经晚了,又怎么敢怨恨呢?”
继承 几乎 多次 悲伤 怨恨莅事者 主管官员 更换 恢复 假使 困苦 窘迫顿踣 跌倒相藉 互相压着 从前悍吏 凶悍的官吏隳突 冲撞破坏恂恂 小心谨慎 瓦罐弛然 放松的样子 s,喂养齿 年龄熙熙 安乐的样子旦旦 天天
译: 我听了更加悲伤。孔子说:“苛酷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啊!”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经历来看,还是可信的。唉!谁知道赋税搜刮的毒害比这毒蛇更厉害呢!所以为此写了这篇说,以等待那些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
苛政 苛酷的政令猛于虎 比老虎凶猛赋敛 赋税搜刮 一种文体 等待观人风者 考察民情的人
译: (“饥渴而顿踣”一作“饿渴”)
顿踣 跌倒一作 另一种版本作

深度鉴赏

  《捕蛇者说》以“蛇”为镜,照见中唐时期苛政猛于虎的残酷现实。柳宗元借蒋氏三代捕蛇之痛,层层剥开“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真相。文中“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一句,以反衬手法将百姓在重税下的绝望推向极致——蛇毒夺命尚可避,赋税如刀无处逃。这种“以毒攻毒”的叙事逻辑,实则是用血泪写就的黑色幽默:百姓竟将捕蛇视为“幸事”,恰是对暴政最尖锐的控诉。

  文章结构如蛇形蜿蜒,暗藏机锋。开篇以“永州之野产异蛇”的志怪笔法起势,看似猎奇,实则步步设伏。当读者随蒋氏哭诉经历“六十岁矣,乡邻之生日蹙”时,方知“异蛇”之毒不在蛇而在政。柳宗元刻意将蛇毒与赋税对比:蛇毒“触草木尽死”,赋税却令“十室九空”;蛇毒“可以已大风”,赋税却使“死者相藉”。这种层层递进的对照,最终凝结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千古诘问。

  文中“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化用尤为精妙。柳宗元不直接引《礼记》原文,而是让蒋氏以“吾尝疑乎是”的切身感受,将孔子两千年前的叹息化为当代血证。这种古今映照的手法,既赋予文章历史纵深感,又暗讽当权者连“虎”都不如——虎食人尚有度,苛政却无休止。结尾“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看似谦卑,实则是以文学为刀,剖开盛世假象下的民生疮痍。

创作背景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这场由王叔文领导的改革,核心正是打击宦官专权、削减苛捐杂税。然而改革仅持续146天便夭折,柳宗元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在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他亲见地方官吏借“两税法”之名横征暴敛,百姓为避税甚至“转死沟壑”。这种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巨大落差,成为《捕蛇者说》的创作底色。

  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廷为维持庞大官僚体系与军费开支,不断加重赋税。永州地处偏远,却因“异蛇”特产成为赋税重灾区。柳宗元以“捕蛇者”这一特殊群体为切入点,实则是揭露整个帝国的病灶:当百姓宁愿冒死捕蛇也不愿纳税时,这个王朝的根基已然腐烂。文中“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描写,正是当时“苛政如虎”的生动写照。

核心语录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这句话以反问句式,将苛政与蛇毒直接对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批判暴政的经典宣言。其现代启示在于:任何以“发展”为名过度压榨民众的制度,终将反噬自身。正如柳宗元所警示的,当百姓在“蛇毒”与“赋税”之间选择前者时,社会已病入膏肓。今日读之,仍可警醒决策者:民生之痛,不可不察;制度之弊,不可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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