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译： 太史公说：“先父曾言：‘自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至今又五百年，有谁能继承清明之世、订正《易传》，续写《春秋》、依据《诗》《书》《礼》《乐》而著述呢？’”意旨在此啊！意旨在此啊！我怎敢推辞呢！

译：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何作《春秋》？”太史公答：“我听董仲舒说：‘周道衰微，孔子任鲁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纳、主张无法推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作为天下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而已。’孔子说：‘我与其空言说理，不如通过具体事件来深切显明地表达。’《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纲纪，辨别嫌疑，明断是非，决断犹豫，褒善贬恶，尊贤贱不肖，保存亡国，延续绝世，补救弊政，振兴废业，这是王道的关键。《易》阐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礼》规范人伦，所以长于行事；《书》记载先王政事，所以长于政治；《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长于讽喻；《乐》是快乐产生的根源，所以长于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治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启发和合，《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要旨数千，万物的聚散都体现在《春秋》中。《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流亡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积累的。’所以治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面前有谗佞却看不见，背后有祸贼却不知道。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理常规事务不知恰当做法，遭遇变故不知权变。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蒙受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陷入篡弑之罪，背负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行善，只是不知其义，被空言指责也不敢推辞。不通礼义的要旨，以至于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则被侵犯，臣不像臣则被诛杀，父不像父则无道，子不像子则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把天下大过加给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施行；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禁制作用难以知晓。”

译： 壶遂说：“孔子时，上无明君，下不被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空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王的法典。如今您上遇圣明天子，下能恪守职责，万事都已具备，都各得其宜，您所论述的，想阐明什么呢？”

译： 太史公说：“是是，不不，并非如此。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为纯朴厚道，创作了《易》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记载了，礼乐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的功业，诗人歌颂他们。《春秋》褒善贬恶，推举三代的德行，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笑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英明的天子，获得祥瑞，举行封禅，改定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的人，通过多重翻译叩关请求进献朝见，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竭力歌颂圣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其意。况且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明圣而德行不广为人知，是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担任史官，废弃明圣盛德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背弃先人的嘱托，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记述故事，整理世系传记，并非所谓的创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错了。”

译： 于是编排论述那些文稿。过了七年，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监狱中。于是感慨地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毁坏不能用了！”退下来深思说：“《诗》《书》言辞隐约，是要实现其意志的思考。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有《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骨，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地，世上流传《吕览》；韩非被秦国囚禁，写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多是圣贤发愤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意有所郁结，不能实现其主张，所以记述往事，思考未来。”于是最终记述了从陶唐以来直到获麟之年，从黄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