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尧、舜、禹、汤、文、武、成、康这些圣王在位时，他们爱民多么深厚，忧民多么恳切，而且用君子长者的仁厚之道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善事，随即就奖赏他，接着又歌咏赞叹他，这是为了让他有个好的开端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随即就惩罚他，接着又哀怜惩戒他，这是为了让他抛弃旧恶而开创新生。所以那些表示同意或否定的声音，欢乐或悲伤的情感，都记载在虞、夏、商、周的史书中。成王、康王去世后，穆王即位，周朝的王道开始衰落，但穆王仍然命令他的臣子吕侯，向他讲述善用刑罚的道理。他的话忧虑但不悲伤，威严但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心中充满哀怜无辜者的恻隐之情，所以孔子仍然有所取法。
1.吁俞x y，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感叹词
2.欢忻hun xn，同欢欣
3.惨戚cn q，悲伤
4.祥刑xing xng，善用刑罚
5.恻然c rn，悲伤的样子
译：《传》上说：“赏赐有疑问时，就给予赏赐，这是为了推广恩德；惩罚有疑问时，就免除惩罚，这是为了谨慎用刑。”在尧的时候，皋陶担任法官。将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杀掉他”，尧三次说“宽恕他”。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欢尧用刑的宽大。四岳说“鲧可以任用”，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毁坏同族”，但随后又说“试试他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杀人的意见，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这样看来，圣人的用意大概也可以明白了。
6.赏疑从与shng y cng y，赏赐有疑问时给予赏赐
7.罚疑从去f y cng q，惩罚有疑问时免除惩罚
8.皋陶go yo，舜时法官
9.四岳s yu，传说中尧舜时的四方部落首领
10.鲧gn，禹的父亲
11.方命圮族fng mng p z，违抗命令，毁坏同族
译：《尚书》上说：“罪行有疑问时，就从轻处罚；功劳有疑问时，就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之于不合法度。”唉，这话说尽了其中的道理！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了就过于仁厚；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了就过于道义。过于仁厚，仍然不失为君子；过于道义，就会流变为残忍的人。所以仁厚可以过度，道义不可以过度。古时候赏赐不用爵位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来赏赐，那么赏赐的作用只限于爵位俸禄所能施加的范围，而不能施加到爵位俸禄达不到的地方。用刀锯来刑罚，那么刑罚的威力只施于刀锯所能触及的地方，而不能施于刀锯所不及的地方。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赏不胜赏，而爵位俸禄不足以劝勉；知道天下的恶行罚不胜罚，而刀锯不足以制裁。所以有疑问时就一律归之于仁厚，用君子长者的仁厚之道来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率而归向君子长者的仁厚之道。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
12.罪疑惟轻zu y wi qng，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罚
13.功疑惟重gng y wi zhng，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
14.不经b jng，不合法度
15.忍人rn rn，残忍的人
16.劝qun，劝勉
17.裁ci，制裁
译：《诗经》上说：“君子如果欢喜，祸乱差不多很快停止；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差不多很快平息。”君子平息祸乱，难道有什么奇异的方法吗？不过是适时地表达喜怒，而不失仁厚罢了。《春秋》的义理，立法贵在严厉，而责罚人贵在宽厚。根据《春秋》褒贬的义理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
18.祉zh，福，引申为欢喜
19.遄chun，迅速
20.沮j，阻止
21.已乱y lun，平息祸乱
22.时其喜怒sh q x n，适时地表达喜怒
深度鉴赏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仁政”为核，借古论今，阐发刑赏之道当以忠厚为本。开篇即引《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直指司法与赏罚的终极目的并非惩戒或褒扬本身，而是通过“疑”字体现对人性幽微的体察——当事实模糊时，宁可宽宥而非滥刑，宁可厚赏而非吝啬。这种“疑”的智慧，实为对权力傲慢的警惕：若执法者自诩全知，则易陷于刻薄；唯有承认认知局限，方能以“忠厚”之心权衡轻重。苏轼更以尧舜“不诛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为例，揭示刑赏的最高境界不在制度严苛，而在教化浸润，使百姓自发向善。
文中“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一句，看似讨论司法技术，实则暗含对宋代政治生态的讽喻。苏轼借古圣王“宁失不经”的宽容，批判当时律法繁密、官吏苛察的弊病。他特别强调“仁可过，义不可过”——宁可因宽厚而失之纵容，不可因严苛而失之残忍。这种“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实为对法家“以刑去刑”思想的修正。更精妙的是，他将“刑赏”提升至“天地生物之心”的哲学高度，认为忠厚不仅是治国术，更是天道在人间秩序的投射，使文章超越政论而具形而上意味。
末段以《诗经》“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收束，点明刑赏忠厚与天下治乱的内在关联。苏轼并非主张无原则的宽纵，而是强调“哀矜勿喜”的司法态度——当执法者心怀悲悯，则刑罚自然成为教化工具而非暴力机器。这种思想与《礼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脉相承，将惩罚视为对过错的“成全”而非“毁灭”。全文层层递进，从具体制度到治国理念，再至宇宙伦理，最终回归“仁者爱人”的儒家本怀，堪称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宣言。
创作背景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应礼部试时作此文。当时北宋积弊渐显：冗官冗费导致财政危机，庆历新政失败后保守势力回潮，司法实践中“深文周纳”之风盛行。苏轼敏锐察觉到，王安石变法前夕的“求治太急”已露端倪——官员为显政绩而苛察细过，百姓动辄得咎。他借科举考场这一特殊场域，以“刑赏忠厚”为命题，实则是对朝廷“以法治国”倾向的委婉谏言。文中反复称引尧舜、成康之治，正是以三代理想对照现实，暗讽当世“刑名之学”对儒家仁政的背离。
更值得玩味的是，苏轼此文作于其政治生涯起点，却已显露出贯穿一生的思想底色。他后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直言“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与本文“忠厚”主张一脉相承。而文中“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的辩证逻辑，实为对变法派“一刀切”政策的预判性批判。这种超越时代的思想深度，使该文不仅是科举范文，更成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理性的缩影——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始终坚守“仁心”作为制度运行的底线。
核心语录
“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当赏罚证据存疑时，宁可给予赏赐而非施加惩罚。现代启示：在司法、管理乃至人际交往中，面对不确定情境时，应优先选择宽容而非苛责。这并非放弃原则，而是承认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以“疑罪从无”的智慧守护个体尊严。正如苏轼所言：“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过度严苛往往催生虚伪与反抗，而适度的宽容反而能激发向善之心。在算法统治、绩效至上的当代，这句古训提醒我们：制度设计若失去“忠厚”的温度，终将沦为冰冷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