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臣俯伏拜见天后（武则天）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其父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他最终能手刃杀父仇人，然后自缚投案。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处死他，但表彰其门闾，并请求将此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法典。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
1.天后武则天
2.同州下邽地名，今陕西渭南
3.束身归罪自缚投案
4.旌其闾表彰其家门
5.编之于令编入法令
6.国典国家法典
7.窃独过之私下认为错误
译：臣听说礼的根本，是用来防止祸乱的。如果说不要行凶暴虐，那么凡是做儿子的（为父报仇杀人）都应处死，不得赦免。刑的根本，也是用来防止祸乱的。如果说不要行凶暴虐，那么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吏枉法杀人）也应处死，不得赦免。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但具体运用却不同，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时施行。处死本应表彰的人，这叫滥刑，亵渎刑法太甚；表彰本应处死的人，这叫僭越，破坏礼制太甚。果真以此昭示天下，传于后代，追求道义的人不知何去何从，躲避祸害的人不知如何立身，以此作为法典可以吗？圣人的制度，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根据实情来端正褒贬，统一于一个原则罢了。
8.礼礼制
9.刑刑法
10.贼虐凶暴虐杀
11.旌表彰
12.诛处死
13.滥滥刑
14.黩刑滥用刑法
15.僭僭越
16.坏礼破坏礼制
17.穷理穷究事理
18.本情根据实情
19.统于一统一于一个原则
译：假如当初审理判决时能审察其真假，辨明其是非曲直，推究根源而探求其端绪，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判然分明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触犯公罪，赵师韫杀他纯粹出于私怨，逞其官吏的威势，残害无辜，州官不知治罪，刑官不加追究，上下蒙蔽，呼号冤屈无人听闻；而徐元庆能够以与仇人共存于天为奇耻大辱，以枕戈待旦为合乎礼义，处心积虑，直刺仇人胸膛，坚定地自我克制，即使赴死也无遗憾，这是谨守礼义而践行道义啊。执法者应当面有愧色，道歉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处死他呢？
20.刺谳审理判决
21.诚伪真假
22.曲直是非
23.原始推究根源
24.端端绪
25.判然分明
26.公罪公法之罪
27.私怨私人恩怨
28.吏气官吏威势
29.非辜无辜
30.州牧州官
31.蒙冒蒙蔽
32.吁号呼号
33.戴天与仇人共存于天
34.枕戈枕着兵器
35.处心积虑蓄谋已久
36.介然坚定
37.自克自我克制
38.执事者执法者
39.谢道歉
译：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杀他并不违法，那么他并非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国法。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仇视天子的法令，杀害奉法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犯上作乱。逮捕处死他，正是为了整肃国法，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
40.不免于罪不免有罪
41.不愆于法不违法
42.悖骜悖逆傲慢
43.凌上犯上
44.正邦典整肃国法
译：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一定有儿子，儿子一定有父母，因爱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谁来挽救？”这是对礼的迷惑太严重了。礼所说的仇，是指冤屈压抑、沉痛而呼告无门的情况；并非指触犯法律、陷于死罪。而说“他杀了人，我就杀他”，不辨是非曲直，只是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经典、背离圣人的做法，不也太严重了吗！
45.亲亲相仇因爱亲人而互相仇杀
46.惑于礼对礼迷惑
47.冤抑冤屈压抑
48.沉痛沉痛
49.号无告呼告无门
50.抵罪触法触犯法律
51.大戮死罪
52.暴寡胁弱欺凌孤寡、威胁弱者
53.非经背圣违背经典、背离圣人
译：《周礼》说：“调人，掌管调解万民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不得报仇；报仇就会处死。如果有反过来杀人的，全国的人共同仇视他。”又怎能因爱亲人而互相仇杀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该被杀而被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父亲该被杀，儿子复仇，这是互相仇杀的做法，复仇并不能消除祸害。”如今若用这些原则来判决双方互相杀害的案件，就合乎礼了。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惜一死，是义。徐元庆能不超越礼，尽孝而死义，这一定是通达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的人反而认为该杀，滥用刑法、破坏礼制，其不能作为法典，是很明白的了。
54.调人周礼官名
55.掌司掌管
56.义者合乎道义
57.反杀反过来杀人
58.邦国交仇全国共同仇视
59.推刃互相仇杀
60.不受诛不该被杀
61.受诛该被杀
62.服孝死义尽孝而死义
63.达理闻道通达事理、明白道义
64.王法国法
译：请求将臣的议论交付给法令。有判决此类案件的，不应再按以前的议论办理。谨此呈议。
65.下臣议将臣的议论交付
66.附于令附入法令
67.断斯狱判决此类案件
68.前议以前的议论
69.从事办理
70.谨议谨此呈议
深度鉴赏
《驳复仇议》是柳宗元以法理与礼教相辩驳的雄文，其核心在于对“礼”与“法”的辩证重构。文章表面驳斥陈子昂《复仇议》中“诛之而旌其闾”的折中方案，实则直指儒家礼法体系中“亲亲相隐”与“王法无亲”的深层矛盾。柳宗元以“刑礼之本，其致一也”破题，将礼的“防乱”功能与法的“禁暴”本质统一于“明分止争”的治理逻辑，彻底否定了以私情凌驾公义的道德表演。他提出“旌与诛不得并行”，实则是将司法权从宗法伦理中剥离，强调国家暴力机器对生杀予夺的绝对垄断——这一思想比西方“法律实证主义”早诞生千年，堪称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惊雷。
文中对“复仇”行为的解构尤为精妙。柳宗元不否认孝子复仇的伦理正当性，但指出“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将问题焦点从“是否该复仇”转向“司法是否公正”。他暗藏锋芒：若官吏枉法杀人，百姓只能诉诸私刑，恰证明司法系统失能。这种“以法为镜”的批判，实则是对唐代“以礼入刑”立法原则的隐性挑战。更深刻的是，他提出“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要求司法者穿透表象，追究官员“滥杀”与孝子“复仇”之间的因果链——这已触及现代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
文章结尾的“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实为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宣言。柳宗元将“复仇”定义为“冤抑无告”时的最后救济，既承认其悲剧性，又否定其合法性，最终指向一个理想图景：当司法能“使下无叩心之痛，上无失刑之讥”，复仇自然消亡。这种“以法消弭私斗”的远见，与霍布斯《利维坦》中“让渡暴力以换和平”的契约论形成跨时空呼应，展现了中国士大夫对“法治文明”的独特思考路径。
创作背景
此文作于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约805-815年）。此时正值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加剧之际，地方司法腐败导致“冤狱遍于郡县”。武则天时期徐元庆为父复仇案引发的礼法之争，在柳宗元笔下被赋予现实批判意义：他借古讽今，直指当权者“以礼饰刑”的虚伪——地方节度使常以“孝义”之名纵容私刑，而朝廷为安抚豪强，往往对“复仇”案件采取“旌诛并行”的暧昧态度。这种司法双标，恰是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落的缩影。
柳宗元本人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亲历了政治迫害与司法不公。他在永州目睹“吏之淫刑以逞者，虽孝子慈孙不能自明”的惨状，故此文实为对自身遭遇的隐晦控诉。文中“穷理本情”的司法理想，既是对武周时期酷吏政治的反思，更是对中唐“以礼乱法”现实的痛击。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刻意回避直接批评当朝，而选择驳斥已故的陈子昂，这种“隔代论战”策略，既保全了自身，又为后世司法改革埋下思想火种。
核心语录
1。 “旌与诛不得并行”——现代启示：法律必须具有逻辑自洽性，不能因道德情感而破坏规则统一。如当代“情法冲突”案件中，司法应坚持“法理优先于情理”原则，避免“同案不同判”损害公信力。
2。 “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现代启示：司法裁判需兼顾“事实理性”与“人性关怀”。如正当防卫认定中，既要严格依据证据链，也要考量当事人“期待可能性”，避免机械适用法条。
3。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现代启示：社会矛盾激化时，公权力必须成为“最后救济者”。若信访制度、法律援助等渠道畅通，私力救济自然失去土壤。这警示当代社会治理需完善“权利救济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