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晋灵公在扈地会合诸侯，是为了与宋国讲和。
1.扈地名，在今河南原阳
2.平讲和
译：当时晋灵公不肯接见郑穆公，认为郑国对晋国有二心而亲近楚国。郑国的子家派通讯官送一封信给晋国的赵宣子，信中说：“我们国君即位三年，就召请蔡侯一起侍奉贵君。九月，蔡侯来到我国准备前往晋国，我国因为侯宣多造成的祸难，国君因此不能和蔡侯同行。十一月，消灭了侯宣多之后，就随同蔡侯向贵国执事朝见。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我们国君的嫡子夷，向楚国请求让陈侯前来朝见贵君。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去朝见，以完成陈国归顺之事。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前往朝见贵君。去年正月，烛之武陪同太子夷前往朝见。八月，我们国君又去朝见。陈、蔡两国紧邻楚国却不敢对晋有二心，这都是我国的缘故。虽然我国如此侍奉贵君，为什么还是不能免于罪责呢？我在位期间，一次朝见晋襄公，两次朝见现在的国君，太子夷和我的一两个臣子，相继到达绛都。虽然我们是小国，但事奉大国已没有比这更尽心的了。现在大国却说：‘你们还没有满足我的愿望。’我国只有灭亡，因为无法再增加什么了。古人有话说：‘怕头怕尾，身子还能剩下多少？’又说：‘鹿临死时顾不上选择好听的叫声。’小国侍奉大国，如果大国以德相待，那小国就会像人一样恭顺；如果大国不以德相待，那小国就会像鹿一样，铤而走险，急迫时哪里还能选择？贵国的命令没有准则，我们也知道要灭亡了。只好准备全部兵力在鯈地等待，听凭执事的命令。郑文公二年，我国朝见齐桓公；四年，为齐国攻打蔡国，结果也和楚国讲和。小国处于大国之间，服从强国的命令，难道有罪吗？大国如果不加体恤，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命令了。”
3.贰有二心
4.执讯通讯官
5.寡君臣子对别国称本国国君
6.敝邑谦称本国
7.侯宣多郑国大夫
8.克减消灭
9.归生子家自称
10.嫡夷嫡子名夷
11.蒇完成
12.密迩紧邻
13.蔑以过没有超过
14.逞满足
15.铤而走险急迫时冒险
16.音通荫，树荫
17.罔极没有准则
18.悉敝赋尽本国兵力
19.鯈地名
20.从于强令服从强令
译：晋国派巩朔到郑国讲和，赵穿和公婿池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21.行成讲和
22.为质作为人质
翻译 + 注释
译：晋灵公在扈地会合诸侯，是为了与宋国讲和。
1.扈地名，在今河南原阳
2.平讲和
译：当时晋灵公不肯接见郑穆公，认为郑国对晋国有二心而亲近楚国。郑国的子家派通讯官送一封信给晋国的赵宣子，信中说：“我们国君即位三年，就召请蔡侯一起侍奉贵君。九月，蔡侯来到我国准备前往晋国，我国因为侯宣多造成的祸难，国君因此不能和蔡侯同行。十一月，消灭了侯宣多之后，就随同蔡侯向贵国执事朝见。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我们国君的嫡子夷，向楚国请求让陈侯前来朝见贵君。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去朝见，以完成陈国归顺之事。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前往朝见贵君。去年正月，烛之武陪同太子夷前往朝见。八月，我们国君又去朝见。陈、蔡两国紧邻楚国却不敢对晋有二心，这都是我国的缘故。虽然我国如此侍奉贵君，为什么还是不能免于罪责呢？我在位期间，一次朝见晋襄公，两次朝见现在的国君，太子夷和我的一两个臣子，相继到达绛都。虽然我们是小国，但事奉大国已没有比这更尽心的了。现在大国却说：‘你们还没有满足我的愿望。’我国只有灭亡，因为无法再增加什么了。古人有话说：‘怕头怕尾，身子还能剩下多少？’又说：‘鹿临死时顾不上选择好听的叫声。’小国侍奉大国，如果大国以德相待，那小国就会像人一样恭顺；如果大国不以德相待，那小国就会像鹿一样，铤而走险，急迫时哪里还能选择？贵国的命令没有准则，我们也知道要灭亡了。只好准备全部兵力在鯈地等待，听凭执事的命令。郑文公二年，我国朝见齐桓公；四年，为齐国攻打蔡国，结果也和楚国讲和。小国处于大国之间，服从强国的命令，难道有罪吗？大国如果不加体恤，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命令了。”
3.贰有二心
4.执讯通讯官
5.寡君臣子对别国称本国国君
6.敝邑谦称本国
7.侯宣多郑国大夫
8.克减消灭
9.归生子家自称
10.嫡夷嫡子名夷
11.蒇完成
12.密迩紧邻
13.蔑以过没有超过
14.逞满足
15.铤而走险急迫时冒险
16.音通荫，树荫
17.罔极没有准则
18.悉敝赋尽本国兵力
19.鯈地名
20.从于强令服从强令
译：晋国派巩朔到郑国讲和，赵穿和公婿池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21.行成讲和
22.为质作为人质
深度鉴赏
《郑子家告赵宣子》是《左传》中一篇极具外交智慧与政治伦理的经典文献。其核心思想在于揭示“小国事大国”的生存法则与“大国怀小国”的道义责任。子家作为郑国大夫，面对晋国赵盾的责难，以退为进，通过层层递进的逻辑，将郑国从“不敬”的被动地位转化为“被迫背盟”的悲情角色。文中“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一句，道尽小国在霸权夹缝中的无奈与尊严，实为对春秋时期“强权即公理”的隐晦批判。更深一层，子家以“鹿死不择音”的比喻，暗示大国若逼人太甚，小国将不惜铤而走险，这种“以死相胁”的修辞策略，实为弱国外交中“哀兵必胜”的经典范式。
本文的微言大义在于对“礼”与“力”的辩证思考。子家并未否认郑国曾背晋事楚的事实，却将矛头转向晋国“不恤郑国”的失德——他援引“郑国先君桓公与晋同姓”的血缘纽带，强调晋国本应庇护郑国，而非苛责其“择利而行”。这种将政治博弈上升至宗法伦理的论述，暗合《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制传统。更精妙处在于，子家以“晋君之命”与“赵盾之私”的潜在对立，分化晋国内部：他称赵盾为“执事”，表面谦卑，实则暗示其专权可能违背晋侯本意。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辞令，堪称春秋外交的巅峰之作。
从叙事结构看，本文通过“书信外交”的形式，将郑国从“待罪之臣”转化为“理直气壮”的申诉者。子家先以“寡君使某”的官方口吻陈述事实，再以“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的比喻，将两国关系从政治层面降维至道德层面。这种“以德服人”的论述策略，实则暗藏锋芒：若晋国继续施压，便坐实了“不德”之名，从而失去诸侯道义支持。最终，赵盾的妥协（“使赵穿逆公子雍”）印证了子家策略的成功——弱国并非只能被动挨打，通过精准把握大国“重名轻实”的心理，亦可扭转乾坤。
创作背景
本文记载于鲁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正值晋楚争霸的胶着期。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两大强国争夺的战略缓冲带。此前，郑国因不堪楚国连年征伐，被迫与楚结盟；而晋国作为传统霸主，视郑国背盟为奇耻大辱。赵盾作为晋国执政大夫，正欲通过伐郑立威，以巩固晋国霸权。子家此信，正是在晋国大军压境、郑国危如累卵的绝境下发出的“最后通牒”。值得注意的是，子家选择以书信而非面陈的方式交涉，既规避了当面受辱的风险，又为郑国争取了转圜时间，体现了春秋时期“行人辞令”的成熟运用。
更深层的历史语境在于，春秋中期“礼崩乐坏”已从王室蔓延至诸侯。晋国虽仍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实则已沦为“以力假仁”的霸权国家。子家信中反复强调“先君之好”与“盟誓之信”，正是对晋国背离周礼的隐晦指责。而赵盾最终退兵，并非完全出于道义感召，更因晋国内部赵氏与郤氏、荀氏等卿大夫家族矛盾激化，若长期用兵于外，恐生内变。这一背景，使得子家的外交辞令既是对晋国霸权的挑战，也是对春秋政治生态的精准映射——小国存亡，往往系于大国内部的权力平衡。
核心语录
“鹿死不择音。”
——此句以鹿喻郑，言小国被逼至绝境时，将不择手段求生。现代启示：在极端压力下，弱者可能突破常规逻辑行事，强者若不留余地，反会激发不可控的反弹。这警示国际关系、商业竞争乃至人际交往中，需为对方保留尊严与退路，否则“困兽犹斗”的结局往往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