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称为武姜，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寤生，于是厌恶他。姜氏偏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答应。
1.寤生逆生，脚先出，即难产
2.亟屡次
3.弗不
译：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地方唯命是从。”于是请求京地，让共叔段居住，称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邑城墙超过三百丈，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规定：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小的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是先王的制度，您将无法控制。”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怎能避开祸害？”祭仲回答：“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安排，不让它蔓延，蔓延了就难对付。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吧。”
4.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
5.焉哪里，怎么
6.辟通避，躲避
7.何厌之有有什么满足
8.毙倒下，灭亡
9.姑暂且
译：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如果要把君位让给大叔，我请求去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会自己遭殃。”大叔又收取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了，势力雄厚将会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不能团结人，势力雄厚反而会崩溃。”
10.贰两属，同时归属
11.无庸不用
12.及赶上，遭殃
13.暱通昵，亲近
14.崩崩溃
译：大叔修治城郭，聚集百姓，修缮铠甲兵器，准备步兵战车，将要袭击郑国都城。姜氏打算打开城门做内应。庄公得知他们约定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地。京地百姓背叛大叔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又攻打鄢地。五月辛丑日，大叔段逃出郑国，投奔共国。
15.完修治城郭
16.聚聚集百姓
17.缮修缮
18.具准备
19.乘战车
20.帅通率，率领
21.诸之于
22.出奔逃亡
译：《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于教诲；这是郑庄公的本意。不写段出奔，是难以直说庄公的过错。
23.书《春秋》
24.弟通悌，敬爱兄长
25.克战胜
26.郑志郑庄公的本意
27.难责难
译：于是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了。颍考叔是颍谷的封人，听说这事，就向庄公进献物品。庄公赐给他食物，他吃的时候把肉挑出来。庄公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亲，都尝过小人的食物，没有尝过国君的肉羹，请允许我带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送，唯独我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后悔了。颍考叔回答说：“您何必担忧呢？如果挖地直到泉水，挖隧道相见，谁能说不是黄泉相见呢？”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庄公进入隧道赋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
28.寘通置，安置
29.黄泉地下泉水，指死后
30.封人管理疆界的官
31.舍放置
32.遗赠送
33.繄句首语气词
34.阙通掘，挖掘
35.隧隧道
36.融融和乐的样子
37.泄泄舒畅的样子
译：君子说：“颍考叔是纯粹的孝子，爱他的母亲，又影响到庄公。《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予你的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38.君子有德者
39.纯孝纯正的孝行
40.施延及
41.匮穷尽
42.锡通赐，赐予
43.类同类
深度鉴赏
《郑伯克段于鄢》以简练笔法勾勒出春秋初期王室内部的血腥博弈，其核心思想在于揭示“礼崩乐坏”背景下权力对人伦的异化。郑庄公作为兄长与国君，对弟弟共叔段的骄纵并非出于仁爱，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他纵容段氏“请京”“缮甲兵”，实则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冷眼旁观，等待其自蹈死地。这种“欲擒故纵”的权谋，将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面具撕得粉碎，暴露出宗法制度下骨肉相残的残酷本质。
文中“克”字的使用堪称春秋笔法的典范。按《左传》体例，“克”本用于敌我对战，此处却用于兄弟相争，暗示郑庄公已将胞弟视为敌国。而“段不弟，故不言弟”的叙事策略，更以道德审判消解了弑亲的罪恶感。这种“以礼制情”的书写方式，实则是史官在礼法崩坏时代对理想秩序的无声呼唤——当血缘纽带被权力腐蚀，唯有通过文字重构道德标尺，才能为乱世留存一丝文明的火种。
更深层看，本文揭示了权力继承制度的结构性困境。武姜因“寤生”之痛而偏爱幼子，郑庄公因嫡长身份而天然获得继承权，这种先天的不公埋下了祸根。共叔段“京城大叔”的僭越，与其说是个人野心膨胀，不如说是宗法制度下“次子困境”的必然爆发。而庄公最终“置姜氏于城颍”又“掘地及泉”相见，表面是孝道回归，实则是政治表演——他用一场精心策划的“母子如初”仪式，完成了对道德舆论的最终收编。
创作背景
《左传》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正值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礼崩乐坏”时代。郑国作为姬姓诸侯，本应恪守周礼，但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冲突，恰恰暴露了宗法制度的内在矛盾：嫡长子继承制虽能维持秩序，却无法消解人性中的偏爱与野心。作者左丘明（一说为战国史官）身处乱世，目睹“臣弑君、子弑父”的惨剧频发，故以史笔为镜，试图通过记录这类事件警示后世：当权力失去礼法约束，血缘亲情将沦为最锋利的屠刀。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郑庄公的描写暗含史家的道德评判。春秋时期“为尊者讳”的书写传统，本应美化国君形象，但《左传》却通过“称郑伯，讥失教也”的笔法，含蓄批判了庄公的伪善。这种“微而显、志而晦”的叙事，实则是史官在君权高压下保留的独立精神——他们无法直斥君主之非，便以“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后世留下解读历史真相的密码。
核心语录
1。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现代启示**：此言揭示人性中“恶行累积终将自毁”的规律。在职场或生活中，面对他人持续越界，与其急于反击，不如保持理性观察——让时间成为检验是非的标尺，但需警惕“待之”可能演变为纵容恶行的冷血算计。
2。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现代启示**：此句提出理想社会关系的双向性。现代家庭或组织管理中，权力与义务必须对等：若上位者（如父母、领导）只索取“孝”“忠”而不履行“慈”“义”，则伦理纽带必然断裂。真正的秩序，永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