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此诗以“对酒闲吟”起笔，实则暗藏人生哲理的深沉叩问。首联“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以数字入诗，看似平淡，却以“幸”字点破对生命长度的珍视。诗人运用对比手法，将“同老者”的衰颓与自身“眼暗耳聋”的坦然并置，形成一种反讽式的自嘲——表面写老病，实则写超脱。中段“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然”以酒为媒介，将闲适转化为对抗虚无的武器，酒在此处既是生理慰藉，更是精神象征，呼应了白居易一贯的“中隐”思想。尾联“莫学长生术，且作人间仙”更以否定句强化主题，用“人间仙”的悖论式表述，消解了道教求仙的虚妄，转而肯定现世欢愉的实在性。全诗语言平易如话，却层层递进，从个体衰老的哀叹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顿悟，体现了白居易“言浅思深”的典型风格。
此诗作于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时期（约公元835-840年），正值唐文宗大和、开成年间。彼时唐朝已步入衰世，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宦官专权导致“甘露之变”后朝局动荡。白居易历经贬谪江州、外放苏杭的宦海沉浮，最终选择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闲职栖身洛阳。这种“吏隐”状态使他得以远离政治漩涡，却无法回避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诗中“同老者”既指现实中的同龄友人，也隐喻着诗人对自身衰老的凝视——他目睹元稹、刘禹锡等挚友相继离世，更在《醉吟先生传》中自述“性嗜酒、耽琴、淫诗”，实则是以艺术化的生活姿态对抗死亡焦虑。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净土宗，诗中“陶陶然”的醉态与“人间仙”的期许，实则是将禅宗的“当下即净土”思想转化为诗意的生存美学。
诗题虽未明言具体地点，但结合白居易晚年行迹与洛阳地理特征，可推断其创作背景为洛阳履道里宅邸。履道里位于洛阳城东南隅，毗邻伊水、洛水交汇处，白居易在此营建“池台林亭”，《池上篇》曾记其“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诗中“对酒闲吟”的场景，极可能发生在宅中“白莲沼”畔或“清风阁”前——这些人工景观既是诗人“中隐”理念的物化，也是其与“同老者”宴饮唱和的固定场所。洛阳作为唐代东都，自武周时期便成为文人雅集中心，白居易在此与刘禹锡、裴度等名士结为“九老会”，诗中“同老者”或暗指此群体。而“酒”作为贯穿全诗的意象，更与洛阳“酒乡”传统相呼应：自魏晋时洛阳城西的“金谷园”便以豪饮闻名，白居易则反其道而行，以“闲吟”消解了金谷宴集的奢靡，赋予酒以清雅超脱的东都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