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此诗以“盐商妇”为切入点，运用对比与白描手法，深刻揭露了唐代盐政腐败下的社会不公。开篇“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以直白语言勾勒其不劳而获的形象，与后文“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的漂泊商贩形成隐性对照，暗示其财富来源的非法性。诗人通过“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一句，巧妙点出盐商与朝廷的勾结关系，以“属天子”反讽其特权地位，暗含对官僚体系的批判。
诗中“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以数字对比强化贪腐之重，而“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则借尚书之“远不知”讽刺监管失职。白居易擅用口语化叙事，如“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以服饰细节反衬盐商妇的奢靡，与“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的历史典故呼应，形成古今对照，深化批判力度。
末段“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看似平淡，实则暗藏锋芒。诗人以“幸”字点题，直指其“恶幸人”本质——即依靠非法手段获取的幸运。全诗在“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的诘问中收束，以汉代改革家桑弘羊的清廉反衬当代盐政之弊，情感由隐忍转向激越，完成对权贵与制度的双重鞭挞。
此诗作于元和四年（809年），时白居易任左拾遗，正值唐宪宗推行“元和削藩”与财政改革之际。唐代盐铁专卖制度自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推行榷盐法后，逐渐演变为官商勾结的腐败温床。盐商通过贿赂官员、走私逃税积累巨富，而普通百姓则因盐价高昂（每斗由十钱涨至三百钱）陷入困顿。白居易在《策林》中曾痛陈“盐商之幸，实百姓之不幸”，此诗正是其政治主张的文学化表达。
诗人此时身处政治漩涡中心，因屡次上书言事而触怒权贵。其《秦中吟》《新乐府》系列多聚焦社会底层，如《卖炭翁》揭露宫市之弊，《红线毯》批判进贡制度。此诗以盐商妇为靶心，实则剑指盐铁使王播等权臣。王播掌盐铁转运使期间，盐利收入虽占国库半壁，但“进奉”之风盛行，白居易在《论盐商之幸》奏疏中曾直指“盐铁之利，十之七八入于私家”，与诗中“少入官家多入私”形成互文。
诗中未明写具体地理坐标，但“盐商妇”原型可溯至唐代盐铁转运枢纽扬州。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自安史之乱后成为盐商聚集地，《太平广记》载“扬州富商巨贾，多贩盐为业”。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亲见“盐商帆樯蔽江，私盐船队夜行”，其《盐商妇》中“船作宅”的意象，正源于扬州盐商“以船为家，沿江贩运”的生存状态。此外，诗中“盐铁尚书”暗指盐铁使治所汴州（今开封），而“桑弘羊”典故则关联西汉盐铁会议所在地长安，形成从长安到扬州的跨地域批判，揭示盐政腐败已渗透帝国经济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