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以茶为媒介，构建了一场从物质到精神的诗意升华。全诗开篇以细腻笔触描绘新茶之珍贵：“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以“惊周公”的典故暗喻茶香唤醒沉睡的感官，而“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则通过视觉与触觉的叠加，将茶汤的流动感与晶莹质感凝于笔端。这种对茶之形、色、香的铺陈，实为后文“七碗茶”的狂放体验埋下伏笔。
“七碗茶”的递进式描写堪称全诗艺术巅峰。诗人以“一碗喉吻润”的生理快感为起点，逐步升华为“两碗破孤闷”的情感释放、“三碗搜枯肠”的灵感迸发，直至“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的羽化登仙之境。这种层层递进的感官叙事，实则暗合道家“涤除玄览”的修行次第——茶不再是饮品，而是打通形神界限的媒介。尤其“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一句，以神话空间消解现实桎梏，将饮茶体验推向超脱生死的哲学高度。
全诗在艺术手法上呈现出“以俗为雅”的独特张力。诗人将“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的日常琐事，与“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的民生关怀并置，在茶香氤氲中完成从个体逍遥到天下苍生的情感跃迁。这种“小物大境”的写法，既延续了杜甫“致君尧舜上”的士人传统，又开创了以茶悟道的审美范式，堪称唐代茶诗中的“逍遥游”。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正值中唐社会矛盾激化之际。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党争倾轧交织，士大夫阶层普遍陷入“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精神撕裂。卢仝虽出身寒门，却以“茶仙”之名隐居洛阳，其诗作常以日常物事折射时代症候。诗中“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的慨叹，正是对当时茶农在苛政重压下“摘鲜焙芳旋封裹”的悲悯写照——唐代贡茶制度下，顾渚山、蒙顶山等产茶区百姓常因“天子须尝阳羡茶”而疲于奔命。
诗人自身境遇更添此诗的悲剧底色。卢仝一生未仕，靠友人接济度日，诗中“柴门反关无俗客”的孤寂，实为寒士生存状态的隐喻。孟谏议（孟简）赠茶之举，既是文人雅集的情谊见证，更暗含对卢仝“不事王侯”气节的认同。然而这种“以茶寄情”的交往，终究难掩中唐士人“欲洁何曾洁”的困境——诗中“蓬莱山”的缥缈仙境，恰似对现实政治失望后的精神逃逸，与白居易“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的颓唐形成互文。
诗中地理意象的运用极具象征意味。“蓬莱山”作为道教仙山，在唐代常被赋予“长生”“超脱”的隐喻。卢仝以“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的想象，将洛阳城外的玉川亭（其隐居地）与蓬莱仙山进行空间叠合，实则是以地理虚指完成精神突围。而“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一句，更暗讽朝堂权贵如“群仙”般高高在上，与“堕在巅崖”的茶农形成垂直空间的对立——这种“天上/人间”的二元地理结构，恰是唐代社会阶层固化的诗意投射。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碧云引风吹不断”的“碧云”意象，既指茶汤升腾的雾气，又暗合洛阳龙门“碧云峰”的实景，这种虚实相生的地理书写，使全诗在茶香与仙气间构建起独特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