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此诗以“述怀”为纲，三十韵的宏阔篇幅中，艺术手法与情感交织如经纬。开篇“昔承推奖分，愧匪挺生材”以谦抑之笔点出仕途坎坷，后文“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化用《庄子》涸辙之鲋的典故，以鱼喻己，将困顿中的卑微与执着刻画得入骨三分。这种“以物喻人”的手法贯穿全诗，如“江湖满地一渔翁”的意象，既写实景又暗喻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形成虚实相生的审美张力。
诗中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尤为精妙。“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以自然节候的变迁（玄鸟南飞）与人生易老（白驹过隙）形成对仗，将个人命运嵌入宇宙循环的宏大坐标系。而“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一句，以“乾坤破”的夸张笔法写战乱之烈，与“府库贫”的写实细节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大与小”的对照手法，使家国忧思如重锤击鼓，声声震耳。
尾段“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暗用《韩非子》老马识途之典，表面自嘲年迈无用，实则暗藏“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慨。这种“反语正说”的修辞，与“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的自我定位形成呼应，将杜甫特有的沉郁顿挫风格推向极致——看似自贬，实则是以退为进的灵魂叩问。
此诗作于大历三年（768年）秋，时杜甫流寓江陵（今湖北荆州）。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吐蕃连年侵扰，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与党争不断。杜甫自乾元二年（759年）弃官入蜀，辗转成都、夔州，至大历三年春出峡东下，本欲北归洛阳，却因战乱阻隔滞留荆南。诗中“兵戈尘漠漠，江汉泪潺潺”正是对当时中原板荡、南方亦不安宁的实录。
诗人此时已五十七岁，身患肺病、疟疾，右臂偏枯，经济上依赖友人接济。诗中“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细节，真实再现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存困境。更可悲的是，其挚友严武、高适、郑虔等相继离世，精神世界的孤寂与物质生活的窘迫形成双重压迫。这种“老病客死”的危机感，在“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的哀叹中达到顶点。
荆南，唐代方镇名，治所在荆州（今湖北江陵）。此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关羽“大意失荆州”即发生于此；西晋杜预伐吴时，曾在此训练水军。杜甫诗中“江陵城西二月尾”的地理坐标，暗合《水经注》记载的“江陵故城，楚之渚宫”，而“楚宫犹对碧峰疑”一句，更将眼前荒台与楚灵王章华台的传说勾连，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叠影。
诗中“白帝夔州各异城”的方位描写，实为杜甫对自身漂泊轨迹的总结：白帝城（夔州）是出峡前的最后居所，荆南则是东归途中的中转站。而“蜀麻吴盐自古通”一句，点出荆南作为长江中游商贸枢纽的地位——蜀地的麻布与吴越的海盐在此交汇，恰如诗人南北漂泊的隐喻。这种地理书写，既是对“天下咽喉”的写实，更是对“孤舟一系故园心”的象征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