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石犀行》以石犀为意象载体，运用象征与对比手法，将历史传说与现实困境熔铸一体。首句“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以古喻今，石犀本为李冰镇水之物，却成为诗人批判当权者迷信虚妄的靶心。诗中“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一句，以自然规律反衬人力之渺小，暗含对玄宗晚年崇道求仙、忽视民生之讽。杜甫以石犀的“无言”与江水的“有声”形成张力，既写物象之静默，又写民心之激荡，笔力沉郁顿挫。
诗中“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一句，陡然从批判转向理想，以“壮士”意象呼应屈原《天问》的求索精神。杜甫将石犀从镇水神物降格为“泥塑木雕”，实则是解构权力神话，揭示“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末句“终古立祠庙，千秋镇蛟龙”以反讽收束，表面写祭祀之盛，实则暗讽迷信之愚，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呐喊异曲同工，皆以个体悲悯升华至家国关怀。
全诗语言凝练如刀，意象奇崛如石。杜甫善用“江流石不转”的物性对比，将石犀的永恒与人事的变迁并置，形成时空交错的苍茫感。诗中“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一句，以“元气”喻自然法则，与《春望》“感时花溅泪”的移情手法不同，此处更显理性思辨。这种以物喻理、以史鉴今的写法，实开中唐元白新乐府“为事而作”之先河。
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流寓成都期间。时值安史之乱未平，蜀中军阀崔旰、段子璋等相继叛乱，朝廷却寄望于巫术厌胜以消灾。杜甫目睹成都百姓因战乱流离，而官府仍耗费民力重修石犀庙宇，遂借古讽今，直刺时弊。诗中“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一句，正是对肃宗宠信道士、妄图以符咒退敌的尖锐批判。
杜甫此时已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漂泊西南，生活困顿。他亲历“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丧子之痛，又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炎凉，故诗中既有“吾将罪真宰”的激愤，又有“意欲铲叠嶂”的无力。这种矛盾心境，恰如石犀“刻石立作”的永恒与“江水东流”的不可逆，折射出诗人对盛唐气象消逝的痛惜。
石犀所在之地，即今四川成都都江堰市（古称灌县）离堆公园内。李冰于秦昭王时期修筑都江堰，曾刻五石犀（一说三石犀）置于江心，以镇水患。杜甫诗中“三犀牛”实指此物，但至唐代已仅存其一。诗人行至成都西郊，见石犀颓败于荒草间，遂借其“厌胜”功能失效，讽喻当朝迷信误国。此地北接岷江，南望青城，杜甫曾多次游历，其《登楼》中“锦江春色来天地”即写此间气象。石犀作为地理标志，既承载李冰治水的功绩，又成为杜甫批判现实的支点，可谓“一石双影，古今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