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晁错论》以史为鉴，深刻剖析了晁错削藩之策的成败得失。文章开篇即提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的核心观点，揭示出政治危机往往潜伏于表面太平之下。苏轼认为晁错之死并非全然冤屈，其悲剧根源在于“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的权谋失衡——晁错自己选择留守京城的安全位置，却让汉景帝亲征平叛，这种“己安而君危”的算计，最终导致君臣离心、身死族灭。苏轼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为纲，指出晁错虽有削藩的远见卓识，却缺乏临危受命的担当与化解危机的智慧。
文章更深层的微言大义在于对“忠臣”定义的重新诠释。苏轼并非简单否定晁错的改革初衷，而是批判其“欲求非常之功，而无其道”的急功近利。文中以“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的假设，暗示真正的忠臣应如商鞅、范雎般“以身殉国”，而非将君主推向险境。这种“责君以义，责己以忠”的辩证思维，实则暗含对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期许——改革者既要有破旧立新的胆识，更要有“临危受命”的担当，否则再正确的政策也会因执行者的私心而酿成祸端。
从文学手法看，苏轼善用对比与反讽。如将晁错“锐于有为”与袁盎“阴险构陷”对照，既非简单褒贬，又通过“错之死，非袁盎之能杀错，而自速其死也”的论断，将历史评价从个人恩怨提升至政治伦理层面。文中“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的排比句，更以磅礴气势强化了“责任伦理”的主题。这种将史论与政论、哲理与文采熔于一炉的写法，正是苏轼古文“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的典范。
苏轼写作此文时，正值北宋积贫积弱、变法呼声高涨的仁宗后期。庆历新政失败后，士大夫阶层对改革路径产生深刻分歧：王安石主张激进变法，司马光则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苏轼虽支持改革，却反对“骤变”与“求名”，其《晁错论》实为借古讽今，暗讽当时某些改革者（如王安石）急于求成、缺乏政治智慧。文中“欲求非常之功，而无其道”的批评，正是对变法派“但求速效，不恤民力”的隐晦警告。
更深层的历史语境在于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与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苏轼通过晁错“以文吏而谋兵事”的失败，反思文人执政的局限：晁错虽精通《尚书》与法家之术，却不懂军事权谋与人心向背。这种反思折射出宋代士大夫在“文治”与“武功”间的矛盾——他们既渴望通过改革强兵富国，又因缺乏实战经验而常陷于纸上谈兵。苏轼本人因“乌台诗案”被贬的经历，更让他对“忠而见疑”的悲剧有切肤之痛，故文中“错之自全，亦难矣”的叹息，实含自伤身世之意。
1。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2。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3。 “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