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以“长恨”为诗眼，将李杨爱情悲剧置于历史与神话的双重维度中展开。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以汉喻唐，既规避直刺当朝的政治风险，又暗含对唐玄宗晚年荒政的批判。诗人以“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夸张笔法塑造杨玉环的绝世之美，而“春寒赐浴华清池”的香艳场景，实为后文“马嵬坡下泥土中”的惨烈埋下伏笔。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使悲剧张力层层递进，正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诗中时空转换极具匠心。从“骊宫高处入青云”的极乐，到“六军不发无奈何”的突变，再到“夕殿萤飞思悄然”的孤寂，形成“盛极而衰”的叙事节奏。尤其“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两句，将视觉的月色与听觉的铃声通感交融，创造出“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意境。而“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密誓，与“含情凝睇谢君王”的幽冥重逢，构成现实与幻境的镜像对照，暗合佛家“因果轮回”的哲学观。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以悖论式收束，将个体情爱升华为永恒的人类困境。诗人巧妙运用“长恨”的双关：既指李杨生死相隔的遗恨，更暗喻盛唐气象消逝的怅惘。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使爱情叙事承载了历史兴亡的沉重命题，正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论：“《长恨歌》乃白居易借男女之情写家国之痛。”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任盩厔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时值安史之乱平定后五十年，中唐社会虽表面承平，实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初现。白居易目睹“宫市”之弊与百姓疾苦，在《秦中吟》等诗中已显露批判锋芒。创作《长恨歌》时，他既需遵循“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精神，又需规避直接抨击当朝君主的政治风险，故采用“讽喻与感伤并存”的双重叙事策略。
诗人自身情感经历亦深刻影响创作。白居易早年与湘灵相恋，因门第之见被迫分离，这种“此恨绵绵”的切肤之痛，使他在书写李杨悲剧时注入个人生命体验。正如他在《感秋寄远》中写道：“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创作心理，使《长恨歌》超越历史叙事，成为普世爱情悲歌。此外，中唐文人普遍存在的“盛世怀旧”情结，亦促使白居易通过重构开元天宝往事，寄托对理想政治的追忆。
诗中地理空间构成三重隐喻体系：长安城象征权力中心，“春寒赐浴华清池”的骊山温泉，实为政治腐败的温床；马嵬坡（今陕西兴平）作为悲剧转折点，其“西出都门百余里”的荒凉，与“峨嵋山下少人行”的蜀道艰险，共同构建“君失其道”的象征图景；而“临邛道士鸿都客”所寻访的海上仙山，则暗合蓬莱神话传统，将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救赎的彼岸。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巴蜀意象，既符合玄宗入蜀的历史事实，又通过“圣主朝朝暮暮情”的拟人化描写，使自然山水成为帝王相思的见证者。这种“以地写心”的手法，与《诗经·黍离》中“彼黍离离”的比兴传统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