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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

〔两汉〕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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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注释

译: 学者们读的书极多,但仍以六经为可信。《诗经》《尚书》虽有缺失,但虞夏的文字还是可知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舜与禹之间,四岳九牧都推荐,于是先让舜代理职位,主持政务数十年,功业兴起,然后才正式授政。这表明天下是重器,王位是大统,传天下如此艰难。然而有说法称:“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以此为耻而逃隐。到夏朝时,又有卞随、务光。”这凭什么称道呢?太史公说:我登箕山,上面有许由的墓。孔子序列古代的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类很详尽。我听说许由、务光义节极高,但他们的文辞却很少见到,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因此稀少。”“求仁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呢?”我悲悯伯夷的心志,看到他们遗存的诗感到奇异。他们的传记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父亲死后,叔齐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立了中间的儿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养老,说:“何不去归附他!”等到了那里,西伯去世,武王载着木主,号称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拦住马劝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大动干戈,能算孝吗?以臣子弑君主,能算仁吗?”左右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士。”扶他们离开。武王平定殷乱后,天下归附周朝,但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义节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菜吃。等到快饿死时,作歌道:“登上那西山啊,采那薇菜。以暴易暴啊,不知其错。神农、虞、夏忽然消逝啊,我何处归去?唉,死啊,命运衰微。”于是饿死在首阳山。由此看来,他们有怨恨还是没有呢?有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像伯夷、叔齐,能算善人吗?积累仁德、洁身自好,却如此饿死。况且七十弟子中,孔子独称颜渊好学。但颜回屡屡空乏,连糟糠都吃不饱,却早夭。上天回报善人,究竟如何?盗跖每天杀无辜,吃人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得以寿终,这是遵循什么德行?这是尤其明显的事例。至于近世,行为不轨,专门犯忌讳,却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而有的人选择地方才踩,时机恰当才说话,走路不走邪径,不是公正的事不发愤,却遭遇祸灾,数不胜数。我深感困惑,倘若所谓天道,是对还是错呢?
载籍 书籍六艺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岳牧 四岳九牧,指四方诸侯逊位 让位重器 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大统 帝王之统绪许由 尧时隐士,尧让天下不受卞随、务光 夏商间隐士,汤让天下不受箕山 山名,相传许由葬此吴太伯 周太王长子,让位逃吴伯夷、叔齐 孤竹君二子,互让君位西伯昌 周文王姬昌木主 神主牌位叩马 勒住马太公 姜太公吕尚首阳山 山名,伯夷叔齐隐居处 野菜名以暴易暴 用暴政代替暴政于嗟徂兮 嗟叹逝去 往,死天道无亲 天道公正不偏私常与善人 常帮助善人颜渊 孔子弟子颜回糟糠不厌 连粗食都吃不饱蚤夭 早死 通早盗跖 春秋时大盗肝人之肉 挖人肝吃暴戾恣睢 凶暴放纵寿终 自然老死操行不轨 行为不正择地而蹈 谨慎行事行不由径 不走邪路发愤 努力 或许
译: 孔子说:“志向不同,不能互相谋划。”也是各人顺从自己的志向。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做执鞭的差役,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就顺从我的爱好。”“天冷了,才知道松柏最后凋谢。”举世混浊,清高之士才显现。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那些看得很重,把这些看得很轻吗?“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被称扬。”贾谊说:“贪夫为财而死,烈士为名而死,夸耀权势的人为权而死,普通百姓贪生怕死。”同是光明的事物互相映照,同类的互相寻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兴起而万物显现。”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子的赞誉而名声更加彰显;颜渊虽然好学,依附孔子的骥尾而品行更加显著。隐居山野的人,进退有时,像这样的人名声湮灭而不被称扬,可悲啊。乡里之人,想要砥砺品行树立名声,不依附青云之士,怎能流传于后世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 志向不同无法共事执鞭之士 赶车或执鞭的仆役岁寒松柏 喻困境见节操没世 终身 通殁贾子 贾谊 通殉,为某种目的而死夸者 好虚名权势的人众庶 普通人冯生 贪生 通凭,依靠同明相照 同类相感附骥尾 喻依附名人而显岩穴之士 隐士趋舍 进退湮灭 埋没闾巷 乡里砥行 磨砺品行青云之士 德高望重之人 疑问代词,何

深度鉴赏

  《伯夷列传》位列《史记》列传之首,其核心思想在于以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为引,叩问天道与人事的深层悖论。司马迁借二人之死,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信条——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山,而盗跖暴戾恣睢竟以寿终,这种善恶无报的残酷现实,撕开了儒家“福善祸淫”理想的面纱。文中“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诘问,实则是司马迁对自身遭遇的血泪控诉:他因李陵之祸受宫刑,却未见“天道”昭彰,故以史笔为刀,剖开天命观的虚伪,彰显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孤绝与尊严。

  更深层的微言大义,在于司马迁对“求仁得仁”的重新定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并非愚忠于商纣,而是坚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洁癖。文中引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以“怨邪非邪”的设问解构圣人之言——伯夷的《采薇歌》中“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暗讽武王伐纣虽标榜仁义,实则与商纣同属暴力循环。司马迁借此揭示:真正的“仁”不在政治正确,而在个体对良知的绝对忠诚。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为后世士人树立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精神标杆。

  文章结尾以“岩穴之士”与“闾巷之人”的对比,将伯夷之死升华为对历史书写权力的批判。司马迁指出,伯夷、叔齐若非孔子称颂,其名将“湮灭而不称”,这直指史家“成王败寇”的叙事霸权。他借古讽今,暗示自己著《史记》正是要为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清士”立传,让“砥行立名者”不被时代洪流吞没。这种以个体对抗历史虚无的悲壮,使《伯夷列传》成为一曲关于道德自主性与历史公正性的永恒挽歌。

创作背景

  司马迁创作《伯夷列传》时,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鼎盛期。官方意识形态将“天人感应”与“德福一致”捆绑,董仲舒的“天道赏善罚恶”成为统治合法性基石。然而,司马迁因李陵案受宫刑,亲历“为善者未必得福,为恶者未必遭祸”的荒诞。他目睹武帝朝酷吏横行、忠良遭戮的现实,如汲黯直谏被贬、主父偃被族诛,而公孙弘曲学阿世却位极人臣。这种“善人不得善终”的集体创伤,促使他在史书中撕开天道神话的裂缝。

  更深层的语境在于司马迁对“史官传统”的自觉。其父司马谈临终嘱托他继承孔子作《春秋》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精神,但汉武帝对史权的钳制日益严苛(如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即遭重刑)。《伯夷列传》实为司马迁的“自画像”——伯夷、叔齐以“不合作”对抗暴力政权,正如他以“实录”对抗权力话语。文中“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宣言,既是古代隐士的孤傲,更是史家对独立人格的悲壮坚守。这种在皇权高压下以文字铸就的精神丰碑,使《伯夷列传》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史抗命”的元叙事。

核心语录

  1。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现代启示**:真正的道德选择源于内心自觉,而非外在回报。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此句提醒我们:坚守原则本身就是对自我价值的最高奖赏,不必因世俗得失而动摇初心。

  2。 **“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现代启示**:尊重价值观的多元性,拒绝精神绑架。在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加剧的今天,此句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是维系社会包容性的重要底线。

  3。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现代启示**:历史书写具有权力属性,边缘群体的声音常被淹没。此句警示我们:要警惕“胜者通吃”的叙事霸权,主动为沉默者发声,让每一个“砥行立名”的个体都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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